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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勢下的教育困境及幾點建議
來源:本站原創 作者:祝銓云 日期:2011年01月06日 訪問次數:

當前教育所面臨的困境不在于教育受重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素質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應試教育卻腳踏實地,穩步推進;在于圍繞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等基本問題間的爭論日趨激烈,共識空間日漸狹小。此等“亂相”,成因何在?如此困境,如何突圍?

社會本位主義的教育傳統與以人為本的時代呼喚之間的沖突與抗衡

以“為什么教”為標準,教育存在社會本位與個人本位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中國教育具有十分深厚的社會本位主義傳統。
1.以人倫關系為中心的傳統教育。與自然經濟、聚族而居這一基本生存方式相適應,中國傳統教育具有十分鮮明的人倫色彩,以人倫關系為中心,在人倫關系中展開并最終指向建立在君臣、父子等五倫關系基礎上的宗法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學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關學主張,無不指向家國,指向天下。
2.以國家為中心的近現代教育傳統。與傳統社會的“田園牧歌”不同,近代以來,亡國滅種的危機始終籠罩在中國社會之上,救亡圖存、富國強種成為最緊迫的時代任務。正因如此,近代教育一開始就確立了“教育救國”的使命。
新中國成立后,前蘇聯教育模式的影響,趕英超美的時代焦慮使得國家和集體而非個人成為政府及社會的關注中心。不管是各個歷史時期的教育方針,還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教育主題,選拔人才、造就人才的教育任務都將教育立足于國家,圍繞國家的中心任務以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為目的展開其實施過程。
但歷經三十年改革開放后,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日漸深入,不管是綜合國力,還是社會形態、生存方式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尤其是對個體影響最大的生存方式更是發生了跨形態的巨大變化。不僅聚族而居的傳統生存方式日薄西山,以計劃經濟為背景的單位式生存也成昨日黃花。城市化、市場化、個體化生存成為最重要的社會生存方式。家庭僅作為生活單位而不再兼具經濟、社會、文化功能,單位也為多元化市場主體所代替,每個人都必須以一己之力直面社會、直面生活、直面人生。與此同時,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冷戰結束后國際形勢的變化,戰爭以及整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危機水平逐漸下降。相反,個體本身如何面對與適應日益復雜的生存環境,以及在這一大命題下自我意識的覺醒、人格與主體精神的建立、實踐與生存能力的提高逐漸成為社會與教育不得不關注的焦點。
一方面,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之路遠沒有結束,強國之夢仍舊縈繞于心,社會本位主義的教育傳統仍以巨大的慣性占據著教育實踐的指導地位;另一方面,生存方式的改變把個體推向前臺,直接參與到生存競爭之中,以人為本、尊重個性、教育民主等人本主義教育思想不斷醞釀、升騰,并逐漸從某種先鋒意識擴散為一種迫切的時代呼聲。
正是這一復雜的社會背景,使得圍繞著“為什么教”的爭論、沖突、抗衡日趨激烈。

不同教育訴求下的教育形態之爭

與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相應,教育也有著生存性教育、發展性教育與享受性教育的形態差異。
1.從總體而言,我國教育仍舊處于生存性教育的發展階段
當前我國處于一個非常特殊的發展時期,一方面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人均GDP卻仍處于較低水平,整個社會呈倒“丁”字型結構,中下階層仍舊占據多數。教育仍舊與生存高度相關,而教育資源的相對緊缺,高學歷與高收入的緊密掛鉤,使得參與考試、選拔跨入大學之門成為改善生存環境、謀求人生幸福的捷徑。
從整個社會而言,高考也是利益多元化背景下解決各種矛盾的有效手段。其一,符合效率要求,高度統一的高考組織形式,利于人才選拔成本的控制。其二,符合公平原則,把一切交給“六親不認”的書面考試,才能保證應試者不會受到區別對待。其三,具有強大的學習動員功能,我國基礎教育正是以高考為核心,以各類考試為主體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高效的以考促學的學習系統,實現了文化知識最大限度的普及與推廣。
而對于學校而言,雖然一方面承擔著國家賦予的教育任務,但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每個學生的人生未來。在當前學習決定考試成績、考試成績決定命運的大背景下,廣大教育工作者也不得不自覺與不自覺地卷入到應試教育的洪流之中。
正是家庭、社會、學校、個人等多重合力的共同作用,應試教育才逐漸生根、發芽,盤根錯節長成參天樹木。
2.新興階層的訴求,國家發展的需要,對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教育轉型迫在眉睫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擁有大量財富的新興階層逐漸形成、壯大。相對廣大中下階層而言,他們已經擺脫了生存困擾,生活形態逐漸向發展與享受型過度。這一生活形態的改變必然帶來教育訴求的變化,他們不再滿足于當下的生存性教育形態,更不滿于應試教育功利化的價值取向,希望得到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更符合人的發展需要的教育形態。
就整個國家而言,一方面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發展需要,使得以效率著稱的高考仍成為當下人才選拔機制的主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國際競爭的白熱化、深入化、整體化,使得在造就人才的同時,國民素質的整體升成為國家不得不面對并著手解決的現實性問題。
新興階層的訴求,國家發展的全新需要,教育國際化、全球化背景下先進教育理論的傳播,使得教育轉型成為必然趨勢。素質教育的提出與實施正是對這一趨勢的回應與教育轉型開始的標志。
但正如當下中國各項體制改革的復雜與艱辛,教育的轉型又何嘗容易,何嘗能一蹴而就?生存與發展,現實與未來,人才與國民素質,各種因素犬牙交錯、錯綜復雜,看似矛盾,卻又相互依存。應試還是素質?就當下而言確實難作定奪,難舍其一,不要素質教育沒有未來,拋棄應試教育卻失去現在。正因如此,才出現了“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扎實實”的無奈與尷尬。

人本主義的教改傾向與技術主義的教學傳統之間的沖突與齟齬

與以新課標的提出與實施為標志的本輪教改開始時的萬眾期待相比,現在更多的似乎是質疑與徘徊,甚至出現教改失敗論的不諧之音。反差為何如此之大,教改又“錯”在何處?
當我們透過初始時熱鬧的浮華與結束時詰責的塵囂,會發現所謂的教改失敗,錯不在教改本身,而在于“淮南則橘,淮北則枳”的無奈與辛酸。
1.回應時代呼聲,新教改具有十分明顯的人本主義傾向。正如前文所述,以生存方式的跨形態變革為背景,以人為本、推進素質教育日漸成為時代呼聲。新課標、新教改積極回應了這一時代呼聲。不論是教學目標的設置、師生關系的定位,還是教學方式的設計都有著十分明顯的人本主義傾向。以學生為主體,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和不同的學習需求,愛護學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而實施過程中的建構主義傾向更是有著杜威民主教育、皮亞杰兒童心理學的理論背景。
2.接受、實施教改的學校教學體系有著深厚的技術主義教學傳統。這一傳統產生于“一綱一本”的教育模式,對于學校、教師而言,為什么教、教什么無須考慮,怎樣落實“綱”,如何教好“本”才是重心所在。與此同時,源于前蘇聯的師生系統地傳授與學習書本知識的教學模式長期占據著課堂教學的主導地位。這一模式結構穩定、環節清晰,對于教師而言,真正需要思考、選擇的是領會新教材環節的教學方式、方法、媒體等教學技術的運用。正是這一教學工作的簡單化使得教學呈現出明顯的技術主義傾向——關注方法、關注技術,甚至視技術為本質,而忽視“為什么教”“教什么”等更為本質的問題。
此次教改恰恰要解決的正是“為什么教”和“教什么”的問題,并在這一基礎上對原有教學方式做了幾于顛覆式的變革,不再是簡單的教與學,而是自主、合作、探究。正是二者之間的這一巨大反差,使得教師群體對教改的態度經歷了耳目一新——熱鬧開場——深度不適——質疑反感——復舊回歸的戲劇性變化。
正是社會本位主義的教育傳統與以人為本的時代呼喚、生存性教育形態與發展性教育形態、人本主義的教改傾向與技術主義教學傳統之間的矛盾、沖突、抗衡,造成了當前教育的困境甚至是某種危機。如何突破這一困境,走出這一危機是當前必須面對、考慮并著手解決的問題。

脫離工具化的教育窠臼,建構以人為本的教育體系

1.社會本位主義的工具化傾向。社會功能學派教育家凱興斯泰曾指出:“我十分明確地把培養有用的國家公民當作國民學校的教育目標,并且是國民教育的根本目標。”同一學派的諾篤爾普更是直言:“個人不具有任行價值。個人不過是教育的原料。
2.工具化教育傾向的危害。在社會本位的教育體系中,選拔與優勝劣汰是必然的法則,有用成為能否為社會認可的唯一標準。教育本身也淪落為政治或經濟的附庸。這一工具化的教育體系在造成大量失敗者的同時,最終必將傷害到集體與社會本身。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個人的發展是集體發展的前提,集體發展總是從一個個具體的個體發展開始的。”而當大部分個體的發展以失敗告終的時候,整個社會能走多遠就可想而知了。正如科舉考試步入八股時代完全淪為皇權統治的工具后,中國傳統社會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沒落。
3.人的發展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雖然是對共產主義社會本質特征的概括,但也深刻揭示了人與社會的關系,不是社會,而是人本身才是社會發展的標志與目的,更是教育的真正目的所在。
4.以人為本,實現教育本質的回歸,才能真正不負時代重托。在特殊歷史時期(如抗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初期)要求個人服從國家,建立以國家為中心的教育體系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選擇的。但當社會發展相對穩定后,教育應當回歸其應有本位。而以人為本也并非對國家的否認,恰恰相反,它是強國之路。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沒有民強的國富只能是短暫的曇花一現,只有建立在民強基礎上的國富才能真正恒長久遠。
而在生存方式日益城市化、市場化的當下,以人為本的教育才能肩負起為社會成員提供參與社會競爭、實現人生幸福的動力與能力的神圣使命。
正是基于對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辯證關系以及當前社會發展形勢的深刻認識,國家教育發展規劃綱要才堅定地堅持以人為本,把育人為本作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

走出功利化的教育迷途,建構以興趣為引導的學習系統

以高考為核心的應試教育雖然就目前而言仍有著一定的相對合理性、必然性,但其體現出來的功利化傾向對學生及整個社會、國家發展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是目標的功利化。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年輕父母最為看重的是子女能夠擁有權勢和名利,這一比例高達39.3%。在上海市的一項關于“你希望孩子將來做什么”的調查中,近三分之一的家長選擇了公務員,只有1.1%的家長選擇了工人。升學率仍舊是學校最為看重的指標之一,甚至出現為提高升學率勸退差生的情形。
其次是過程的功利化。學習的主要活動不是觀察、質疑、探究,而是反復操練,由此導致的學習負擔過重問題雖然提出許多年,但絲毫沒有減輕的跡象。考試過程中舞弊盛行更是教育中的痼疾之一。近年來高考舞弊更是出現組織化、高科技化的趨勢。與舞弊相比,更為可怕的是家長、教師、學生對舞弊的認同及無恥化趨勢。
教育的這一功利化傾向,在嚴重侵蝕學習興趣導致厭學盛行的同時,也對學生的品德構建形成了摧毀性的打擊。錢學森之問、“諾貝爾”焦慮、學術腐敗的形成不僅僅在于投入不足與監管不力,更在于功利化對學習目的、動力系統、品行操守的嚴重扭曲。沒有對知識與真理本身的孜孜以求,沒有坐得十年冷板凳的艱辛付出,要想在世界科學尖端領域獲得一席之地是不可想象的。而視舞弊為當然且沒有絲毫羞恥感的人,要想其在學術研究過程中潔身自好幾于天方夜譚。
正因如此,我們必須走出功利主義的教育迷途,重構動力系統。尊重學生個性,呵護源于天性的好奇心、求知欲,使興趣及對知識、真理本身的追求而非功利成為學習的動力源泉,在此基礎上啟發人性自覺,培養責任感、使命感與自律意識,為人格健全打下堅實的品性基礎。同時,進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普惠化,進一步降低考試壓力;建立現代學校制度,改革評價體系,為興趣、好奇、求知、個性留下廣闊的實現空間。

糾正技術主義的教學偏向,建構人本與技術和諧統一的有機課堂

技術主義教學偏向雖然能較好地完成知識傳授型的教學任務,但它造成的雙向窄化卻是不容忽視的。
一是教師教學視野的窄化。在這一教學偏向中,教師將主要精力用于教學過程的推進、教學方法的使用和教學任務的完成,而較少關注學生的學習行為,更遑論對學生的主動參與及主體性的尊重與實現,也較少關注課本知識以外的廣闊空間。
二是學生學習視野的窄化。學生基本處于被動學習狀態,主要關注的是教師所授知識的接收與鞏固,沒有機會也不太愿意完成習題操練以外的學習任務。
正因如此,對于新教改,學校教學系統表現出十分明顯的不適,尤其是沒有明確文本材料,以自主學習、探索、體驗為主的綜合活動課,許多教師更是一籌莫展,最終是棄之厥如,而這恰恰是本次教改的重點與亮點之一。
當然,我們并不苛求學校教學系統本身。這由一綱一本時代留下的技術主義偏向的更改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面對新的教育形勢,我們必須主動進行自我調整,走出自我窄化,走出教學任務完成者的角色定位,主動投入到教育全過程之中——從以人為本的教育本位出發,從教育目的、教學目標的認定到教學模式的自我選擇,從教學過程的實施到教學成果的評估,做全方位的教育工作者。
同時,我們,也不否認教學技術的重要性。正如海涅克所認為的,技術主義,其根源不在于使用了媒體,而在于是否把學生當人看。因此,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關鍵在于更新教育理念,真正做到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主體設計教學過程,以有利于主動學習為標準選擇教學方式方法。而具有互動特點的現代多媒體技術的推廣,也為人本與技術的協調提供了有利的技術支持。
梁啟超先生說:少年智則中國智,少年強則中國強。教育只有以人為本,才能走出困境,化危為機,真正擔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才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托,振興國運,造福萬民。■
(作者單位:廣州深圳寶安區觀瀾街道大水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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