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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教育現狀,重鑄教育思想
來源:本站原創 作者:宣樹青 日期:2011年01月06日 訪問次數:
一位教授朋友曾與筆者聊過這樣一件事:在英國訪學期間,有一次乘坐地鐵時,他發現乘客很少,車廂里有不少空座位。但讓他感到費解的是,一個英國母親抱著一個四五歲的小男孩兒,合坐在一個座位上。她對身旁的空座位像是沒看見一樣。小男孩兒很胖,擠坐在母親的腿上,母親的臉上沁出了一層細細的汗珠。到達終點站后,教授朋友好奇地問這位母親:“你旁邊的座位始終空著,為什么把孩子一直抱在腿上,不讓他坐到空座上去呢?”那位母親聽了笑了笑說道:“我只買了一張車票,就只能坐一個座位。我不能教育孩子從小去侵占國家和公共的利益,那樣做我會很羞愧的。”
筆者在歐洲也呆過一段時間,歐洲人的公德意識讓人佩服,像這樣的事情應該是司空見慣的,但在我們身邊卻有很多人對這種行為感到不可思議。由此筆者想到了東西方的教育差異,窺一斑而知全豹,中西方文明的文化差異應該有其歷史的淵源。
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我們的科技文化和民族精神卻與西方存在著很大的差距,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筆者認為在于教育。
所謂“教育”不外乎兩個作用,“教”就是教人從時間和空間上認識歷史和自然的內在規律;“育”就是教人修養個性、喚起興趣、鼓舞精神、培養自尊和品質,在這點上東西方都一樣。但東方的“教”重在授予知識,西方的“教”重在授予方法;東方的“育”重在育做人,西方的“育”重在育精神。正是東西方不同的教育經歷和教育方式才產生了今天東西方如此迥異的教育結果。
秦漢以前的中國教育應該還算“人文教育”和“自然教育”并重的時代,尤以春秋戰國時期較為興盛。在當時的中國產生了孔子、莊子、老子、韓非子等大思想家,可謂“百家爭鳴”。當然,由于認識的局限性,當時的教育更多的是專注于人在道德修養方面的教化,其中以儒家思想對人們道德養成的影響最大,其基本特點是以“人倫關系”為核心,通過“倫理意識”來實現社會教育的自我肯定,但儒家教育的局限性很大,“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才是儒家思想的本質。所以,從那時起,“求義”“求利”成為中國式教育的思想核心。學習的目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不是對自然的認知和探究,從那時起,中國的古代教育就走入了“一元化”的教育時代。
到了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時,儒家文化更是一統江山,“重現世,尚事功,學以致用”的思想開始從更深更廣的層面影響中國古代教育的發展。人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學而優則仕”,而非修養個性、增長知識,自然科學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民間的發明創造也被視為奇技淫巧,發明人也被歸類到地位低下的工匠行列中去。中國有許多古話,諸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等等,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有聰明才學的人都不以科技方面有所長為榮,那些不鉆營做官而埋頭技術的人永遠不會得到皇帝的認可和擢升。那些有文化的人都把時間花在風花雪月,飲酒賦詩上,他們所追求的是儒家所謂的高尚的精神境界,而不會想到如何用自己的學問去幫助老百姓改進生產工具,提高生產力,朝廷也對技術改進和創造發明沒有任何的推動作用。總的看來,儒家明確的教育取向對自然科學的進步和發展影響極大,儒家思想在人生目的方面的功利意識對社會風尚的形成也是個誤導。在對人們社會行為的約束上,對規則和秩序的規范上,儒家思想雖比“老莊式”的完全解放有著明顯的超越,但這種超越也只是一種內在的局限性超越,它與西方所倡導的“重超越,尚思辨,學以致知”的外在的超越,有著質的不同。所以說,“求利”和“求真”的教育方式自秦漢前就把東方的教育引向了錯誤的方向。
隋唐時產生的“科舉考試”應該算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及時而高效的教育改革,科舉考試在當時對儒家教育的“一元化”取向是個及時的修正。唐朝的科舉考試尤其如此,考題面很廣泛,也不乏選擇科技人才的考試,老百姓可以通過考試進入上層社會,這大大激發了百姓的上進心,對古代中國的科技進步起到了推動作用。唐朝自施行科舉以后,國力強盛,社會繁榮。留心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唐宋時期的中國,無論在應用科學方面抑或是在純粹科學方面的成就都走在世界的前列。蒙古族的入侵中斷了科舉考試,剛剛產生的科技萌芽也遭到了毀滅性打擊,明清時期科舉制度雖然得以恢復,但出于政治的考慮,所考內容有了很大的改變,內容只限于四書五經,“科舉取士”完全變成了服務政治的工具,讀書應試成了當時社會教育的主流,統治者成為這種主流的主要倡導者。從那時起,人們對自然科學的探究僅僅成了民間的個人喜好而非國家行為,教育對自然的認知作用則被人為的邊緣化。這種功利的教育導向大大延緩了科技在中國的發展。通過科舉考試選拔的人才也大多屬于以“感性思維”為主的文人,這種選拔體制上的局限,使得缺乏理性思維的“文人雅士”成為了封建制國家發展的決策者和治理者,教育對社會的更深層次的影響也便由此開始。單一的“科舉取士”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教育取向,導致理性思辨和科學萌芽長久處于停滯狀態。
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是西方早期教育活動的濫觴,正是奴隸制社會才使得兩國的初期教育發展較為完備,為后世歐洲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并孕育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昆體良等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后來的雅典教育突破了起初對道德教育的執著,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教育體系,這種教育模式對后世歐洲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公元前七世紀,歐洲很多地方就建立學校,并逐漸形成較為完備的學校教育制度,教育內容也由原來的美德教育發展到對自然的有意識的探索。西方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強調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誰能創造財富,并施舍幫助窮人,誰就能進入天堂。基督徒是“一批指甲上沾著污垢的知識分子”,這種勞動與知識的結合以及沒有權威、人人平等的精神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因素,這是與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最大不同。雖然西方在對自然科學的探索上也走了許多彎路,但西方人“學以致知”的思維模式和文化中所具有的超越和“求真”精神,常常提醒西方人注意人類自身的局限性和理性本身的缺陷,這種缺陷意識形成了西方人在對科學文化探究中的懷疑論——說到底就是不斷地反省自身和批判現實,這種反省和批判的思維方式使得西方率先在中世紀就進入了人類的文明時代。
最初我們并不了解東西方教育模式的巨大差異,對自然科學認知方面的不足也得不到及時的根本性糾正。直到十七、十八世紀,隨著東西方交流的加深,文化科技方面的差距才被人們所意識到。在西方文化科技迅速發展的時候,我們的中央帝國則是每況愈下,相形見絀。瓦特、焦耳、安培、歐姆、牛頓、帕斯卡和萊布尼茲這些為我們所熟知的自然科學巨匠們大都處在我們的明清時期,而那個時期的中國,現代意義上的自然科學幾乎是一片空白。到了近代,愛因斯坦創立廣義相對論,奠定了現代物理學的理論基礎,普朗克創立了量子論,使人類的視野進一步拓展到更為宇觀、宏觀和微觀的領域,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巨大推動力。齊奧爾科夫斯基提出以火箭為動力的航行理論,奠定了航天學的基礎。25歲的沃森和37歲的克里克合作研究的成果——DNA雙螺旋結構的分子模型,這一成就后來被譽為20世紀生物學領域最偉大的發現,也被認為是分子生物學誕生的標志。而同一時期的我們還在拖著大辮子搖頭晃腦地在背誦四書五經,或者在搞文化大革命。一個民族的創造性才是這個民族教育成果的真正體現,從這個方面來說,中國古代教育的主體精神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成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應該為中國科技在近代的落后承擔主要的責任。
進入現代后,西方科學的教育方式對中國的傳統教育沖擊很大,我們現行的教育體制就脫胎于西方工業化時期誕生的現代教育制度。但我們現在的教育思想觀念中卻人為地塞進了太多的傳統的糟粕,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影響下,每個家長都迫切地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在社會分工和回報并不完全公平、社會保障系統還不健全的社會現實下,追求短平快的求知方式也在所難免。
教育原本是一個培養人的事業,教育不僅僅是給孩子知識,更要為孩子的生命奠基,可直到現在,教育之于老百姓的依然不是為了讓孩子提高能力、修養個性、學會做人、培養精神,而是把它作為孩子將來就業、成家、甚至安身立命的手段。“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我們的祖輩這樣教育我們,現在我們又用這樣的古訓教育我們的后人。當然,靠教育來謀生和發展也是可以的,但卻被我們過度倚重,嚴重背離了教育的初衷。師生之間成了單純的傳遞知識的關系,忽視了對孩子思維的培養,更忽視了精神層面的教育,這種對教育結果的急功近利無異于拔苗助長,使我們的現代教育深陷歧途積重難返。例如,我們的幼兒教育,不論大中小城市,不論單位辦園、私人辦園抑或教育部門辦園,大多都開展了蒙氏教育,所謂的蒙氏教育實際上是:“不教的教育,即反對以成人為本位的教,主張以兒童為中心,從日常生活訓練著手,讓兒童自發性地主動學習,采取尊重孩子的方式,培養孩子正在萌芽的尊嚴感,反對填鴨教學,摒除獎懲制度。”望子成龍的家長不惜代價把孩子送進蒙氏班,這種選擇可以理解,但又有多少家長真正了解蒙氏教育的核心思想?又有多少學校和教師在自己的教育教學活動中完全貫徹了蒙臺梭利的教育精神?幼兒教育的最大目的原本是協助孩子正常化,讓孩子學會思考、學會分享、學會尊重、學會適應、養成習慣、發展心智。但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卻是與教育的本質背道而馳。當我們的家長以孩子認字的多少評判一所幼兒園的優劣時,當我們的老師以孩子是否遵規守矩作為評價一個孩子好壞的標準時,我們就不難明白西方先進的教育思想與東方功利的教育理念有多么的格格不入。中小學的功利教育更使我們舍本逐末,不科學的選拔體制和分配體制使家長和學校在孩子本該快樂成長的中小學時期,以犧牲孩子的健康為代價進行強行的知識灌輸。為了作文得高分,老師逼著學生大量背誦范文,造成學生只會照搬照抄卻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思想;為了應付歷史考試,教師要求學生把課本背得爛熟,但歷史背后更深層次的東西教師卻沒有關注,學生也沒有去思考,這更失去了學習歷史的意義。
教育的本質不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頭腦里,而是要學生透過現象的表象去思考其本質,要知道博學不等于智慧。由來已久的師道尊嚴,讓我們的孩子喜歡聆聽而不喜歡質疑,喜歡死記硬背而不喜歡思考探究,這恐怕才是中國現代教育與西方現代教育的最大區別。很多有識之士都發現了這一缺陷,并提出了很多對教育改革的真知灼見,但在舊有思想和現實問題雙重制約下的中國教育,所有單一的改革和創新都是蒼白無力的,盡管對教育改革的呼聲從來都沒有停止過,但大多還停留在文人之間的口舌之爭,而非全社會徹底醒悟后的自覺行動。現代教育思想和我們現行的教育方式南轅北轍,家長的期望和社會評價又使得教育者在傳統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之間搖擺不定,無所適從。到了大學,孩子們的心智都已發育成熟,本該到了學習的年齡,他們卻盡情地揮霍時光,放縱自己。盡管歷年的國際中學生奧林匹克競賽,孩子們的成績讓歐洲人刮目相看,但經歷四年的大學學習后,歐洲人又會讓我們的孩子望塵莫及。當歐洲人在自然科學領域百花齊放時,我們的孩子卻在僵化的思想束縛下慢慢失去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十三億人口的泱泱大國,花了上百年時間卻沒有培養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這應是每一個關心中國教育的人要思考的問題。
對自然科學的探究我們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即使儒家所提倡的素養教育也沒有給國民帶來素質方面的整體提高。“老莊式”的自由,“天人合一”讓我們隨心所欲。以“求利”為核心的儒家教育理念使我們又漠視規則意識和服從觀念。“口中有神,心中無律”。浙江大學的一位教授說:“大家都在嘲笑俄羅斯,但我知道俄羅斯將來一定會發達,因為那里的人兩天沒吃飯還餓著肚子排隊,而我們有兩個人也要擠得不可開交。”
現在,中國正處于一個向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過渡的階段,自然科學必不可少,規則和秩序更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科技可以引進,規則和秩序的建立只能靠自己。但規則和秩序在今天的中國更多地是表現為外在的相對較為規范性的法律限制下,而不是內在的自律性的道德約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國傳統教育中的自由和無序意識需要改變,需要我們經過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需要對舊的教育思想的批判和重鑄來改變。
中國教育的振興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更需要一種深層的教育精神的變革,以作為現代化建設的精神基石。急功近利可以緩解一時的教育苦悶,但它決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長期的落后教育體制對社會的深遠影響,更不能成為落后的教育方式自我蛻變的途徑,“學以致用”的功利教育思想的改變更需要社會保障系統的配套建設和分配體制的合理調整。只有這樣,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目前落后而浮躁的教育現狀,使中國的現代教育能在不遠的將來和西方的優質教育處在同一起跑線上。■
(作者單位:河南漯河市育才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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